陈学明

　　这次流行的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从何而来?现在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或者说大概率是由某种野生动物带来的，一些人乱杀、乱宰、乱吃野生动物，原先寄生于某种野生动物身上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此“移居”到了人体上。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席卷武汉，直到湖北，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人的“自作孽”，即人出于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生物链所造成的。因此，今天对这场“瘟疫”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最需要反思的还是我们究竟应如何对待自然界。

　　自从在中国大地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国人似乎对构建和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往往还是肤浅的。这次可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课，用多少人的生命和无法计算的财富给我们以切身感受。真可谓“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唯有灾难才能使自己真正清醒起来。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充分利用“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这一反面教材，来一次彻底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我反思，真正弄明白人类对大自然界的不知敬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现在这个时候重温马克思关于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自然是“人延伸了的手臂”、“人靠自然生活”、“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等论述，一定有着特别真切的感受。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与肆虐，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一古老又常新的问题域之中：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如何看待人本身这个自然物之外的自然界?最一般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什么方式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人类怎样才能实现自身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对自然产生了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人类应该怎样生产才能消除这些消极影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这些清清楚楚的论述、明白不过的理论，常常置之脑后，或者说平时我们可能还“挂在嘴上”，而到了关键时刻却丢到九霄云外了?究其原因，不外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系统的活动指向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处于这样一个有机的目标系统中的人们，在决定自己的目标时，往往处于“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即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标，而被迫放弃或排斥另一些目标。人有着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欲望，但与此同时，还有着追求金钱、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欲望，而当今的那种占主导的价值取向，又指使人们把对后者的追求压倒对前者的追求。这样，即使人们平时也接受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但在物质和金钱的强大刺激面前，就非常自然地丢弃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欲求，而服从于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金钱欲望的需要。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上，无论是野生动物的贩卖者还是购买者，充斥于其头脑的正是这种获取金钱和满足自己享用“野味”的欲望，对他们来说，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已变得那么无关紧要。殊不知，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挖掉了自己存在的根基，为了满足自己一时一处的私利，而毁掉了人类安身立命之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直接关乎我们人类的命运。这一根本目标放弃了，其他欲望的满足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类不放过这些野生动物，寄生于野生动物的这些新型冠状病毒怎么能放过我们人类呢?地球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而在这些野生动物身上，可能又寄生着无数种人类还不知道的病毒，从这一意义上，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病毒地球”，这些病毒有的对我们人类有益处，有的则贻害无穷。保护好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病毒地球”，也就是保护好我们人类自身。大自然不一定需要我们，它可以离开我们人类独立自存，但我们人类需要大自然，我们人类离开了自然环境片刻也不能存在。我们一定要让这些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道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以此作为我们人类生存的“ABC”。

　　就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本身而言，最值得反思的是以下两个被视为最具有创意的观点。

　　一是“人化自然论”。最近几十年，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对“人化自然”的认定。许多学者批评了原先对自然的“机械的自然主义”的看法，强调自然界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创造与占有的”;自然总是“受社会的制约”，总是“打上人的烙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历史的范畴”。这样，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的观点实际上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常常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走进教材和课堂。由此出发，必然引出的一个推论是，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什么客观性的，它所有的特性都受制于人，可以被人任意支配，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已高度认识到看重自然、保护自然至关重要，但对这一严重阻碍着人们实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宏愿”的理论障碍，却并没有认真加以清理。如果自然界本身没有独立的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人确实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任意驱使自然，那么对付这次来自自然界的“瘟疫”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笃信“人化自然论”的学者往往是以马克思关于“人化自然”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我们在这里就通过解释和研究马克思相关论述来阐述应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人化自然”的思想。

　　确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提出要用实践的观点看待自然，即对事物、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应当“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但是，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物”的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把一切自然存在都看作社会活动的产物，他实际上认为有着两类自然存在，即被劳动“滤过了”的“人化的自然”和未经人加工过的仍保持其原始直接性的自然存在。第二，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但并没有否认自然(包括“人化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他一再强调，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是人类实践的基础、前提和对象，它对于实践保持着自己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第三，马克思强调即使是“人化自然物”也不能认为它只有社会属性而没有自然属性，即不能把凭借社会活动而改变形态的自然，看成丧失了自然本性与自然基质的东西，不能借口自然的人化，用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去消融其自然基质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即使是“人化自然物”，也有其独立的自然基质，也有其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此说来，不要说人面对“原始自然”，就是面对“人化自然”，也并不是想怎么样就可怎么样。它本身有着有内在的规律性，如人触犯或违背了它的规律性，就要受到惩罚和报复。倘若这样来理解自然，那么我们在面对自然时，就必然会为自己的行为确立一个界限，真正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一味地无限夸大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要降低自己活动的强度!

　　二是“以人为本论”。“以人为本”的命题无疑是针对“以物为本”。在一定意义上，“以人为本”只有相对于“以物为本”才是成立和正确的。显然，“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在人与物两者之间把人放在首位。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实到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是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是把经济发展视为为人的利益服务的手段，让经济建设始终把“人”而不是“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去发展经济，发展经济背后始终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人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把“以人为本”贯穿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就可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自然与人相比较，人是主要的，自然应当服从于人。显然，从这一意义上看，“以人为本”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反题。西方的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如此强烈地反对以人类为中心，是有其缘由的。如果我们不玩弄语言游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把“人类中心主义”与“以人为本”视为同一个东西，坚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以人为本”的原则即使似乎在其他所有领域都适用，可在一个领域，即在生态领域并不适用，在生态领域不可能也不应该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实际上，只要人类还存在，我们总是以人为出发点去思考问题，在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总离不开“人的尺度”，正因为如此，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类在检讨自身对自然界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提出要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坚持“以人为本”，而在于如何以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在疫情泛滥的今天，我们必须对“以人为本”这一命题进行深刻的反思，看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是错在强调不能放弃“人的尺度”，而是错在对什么是“人的尺度”的把握上。人都是有需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尽力去满足人的需求，但实际上人的需求是全面的、综合性的，我们千万不能以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为“本”，而应当以人的全面需求为“本”。具体地说，我们不能把“以人为本”仅理解为去满足人的物欲，而应当理解为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需求。人的整体、全面的需求说到底就是对美的追求，这离不开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人的美感主要是由自然界赋予的。如果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人为本”，具体落实到只是让自然界永无止境地去满足人的物欲，那么就必然会破坏自然、伤害自然。但如果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强调“以人为本”，着眼于让自然界与满足人的整体、全面的需求融合在一起，着眼于实现人的对美的追求，那么就不会如当今那样一味去向自然界索取，不顾一切破坏自然界的生态链、破坏自然界本身的美。由此看来，当下要人们放弃“以人为本”的原则可能不会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改变一下对什么是人之“本”的理解就成了当务之急。

　　面对这次疫情进行反思，理论界必须走在前头。我们必须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新的探究。用真正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来引领公众生态意识的增强和生态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