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互参提升生命实践的境界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王德峰
中国的科学源自中国的哲学，正如西方的科学源自西方的哲学一样。中、西科学的差别来自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思想根基上的不同。只有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才能讨论中医与西医的比较问题，而不至于将其转变为讨论中医算不算一门科学的问题。
以西方的科学为标准衡量中医
但是，这样的转变经常发生，其缘由在于拿西方科学当作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拿西方科学作标准衡量中医，中医就差不多可以被称为巫术了。
若以西医作为真正科学的医学，那么，首先可以做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医没有药。中医所谓“药”不都是天然食物吗？药与食物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中药的炮制不就是较为特殊的烹调吗？诸如煎、焙、炖、炒之类。至于西药，其成分都可用明确的分子结构式来标示。西药或来自化学制作，或来自生物学制作，其药理根据以化学或生物学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可以做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医没有一种因科学的测量手段而产生的精准的疾病诊断，而是全凭医师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经验：望、闻、问、切。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即把脉。如何把脉呢？中医先要说一句话：脉象万千。万千之脉象，让医师如何判断呢？同样的脉象，张三说是“浮脉”，李四说是“滑脉”，区分标准在哪里呢？比较一下西医，便没有这等问题发生。西医的诊断就是精确的测量。血液或尿液的每种成分都有其正常值范围。验血或验尿无关乎医师的感受能力，而全凭精准度很高的检验仪器，可见是足够“科学的”了。
最后，西医对于每一种已知的疾病都能给出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作基础的病理学说明，即指出病原体，或对病因作出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清晰解释，从而有针对性地给出治疗方法。至于中医，则以一套不能以经验证据加以指认的思辨式术语来指称疾病和说明病因，如虚实、寒热、湿燥、旺衰、通滞等等。这些术语均非实证的、可从中规定出计量方法的“科学概念”，因此都可看作是思辨的玄想。
仅凭如上三个方面，似乎足以对中医进行批判了，似乎足以说明中医无法加入到科学的行列了。
中医的根据在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中
确实，倘若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唯一真正的科学，我们难以为中医辩护。但问题的实质恰好在于，在西方科学面前，中医无需为自己辩护，中医的根据在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中。
在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中，宇宙是一个物质的宇宙，构成宇宙的是物质实体的最小单位。于是西方科学便努力地在经验上寻找这最小单位，起先找到的是原子，后来进一步把原子解析为基本粒子。
中国宇宙论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由物质实体构成的世界，实体的观念在中国宇宙论中并不存在。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内容是阴阳五行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宇宙乃是阴阳五行之气的灏转流变，即在阴阳两种对立方式上的金、木、水、火、土的灏转流变。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也是阴阳五行之气的凝聚和流转。根据这种对宇宙的哲学看法，中医学认为，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也具五行的属性：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胃属土。金、木、水、火、土不是化学元素，不是某种可实证地加以指认的实体，它们统称为“气”。气为何物？气不是物，物倒是因气而成，要把物先看成气才对。这以西方哲学观之，实在难解。
但是，西方哲学并非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真正的哲学。中国哲学也是哲学，是中国人论道的学问，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宇宙观以变易和生生不息为宇宙的真相。其中的气论就是对宇宙真相的表达。中医对人体的理解就从这气论中来。气在人体，乃自成系统，这个阴阳五行的系统用我们今天能理解的话来说是一个生命功能系统。
如何理解人体，规定了如何理解人体的疾病。中医所理解的疾病是阴阳五行平衡关系的打破：或是人体与外部宇宙的五行之气的平衡关系的打破，或是人体内部五行之气平衡的打破。何谓治病？即重建平衡。这与西医对疾病和治疗的理解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显然源自哲学的不同。
中医的精神是调理，西医的精神是手术
哲学的不同决定了经验赖以被建构的范畴体系的不同。换言之，不同的范畴体系形成不同的经验系统。
由中医的范畴体系所形成的对人体及其疾病的经验，在西医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例如，中医所云“肾亏”，在西医那里是无法被经验到的。西医所能经验到的是肾脏这一器官的器质性病变，这种病变是可以通过化验、B超或CT被观察到的。而中医所谓“肾亏”并不一定意味着肾脏这一实体的受损，所以无法运用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被观察到。但“肾亏”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它表现为由中医所能指认的一系列相关症状。
如此看来，事情应该是清楚的了：中医和西医各有一套关于人体及其疾病的经验系统，这两个系统彼此没有交集之处。再如，中医认为食物有性的区分：寒性、热性、温性。这里，寒、热、温是中医的范畴，跟温度的概念没有关系，由这些范畴所形成的是中国科学关于食物的经验，而西方科学的范畴体系则形成不了这样的经验
人体同是人体，疾病固是疾病，但对疾病的命名却有中西之别。如在西医称为肝炎者，在中医则称为湿热症。名至实归，因而便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既是“肝炎”，就要有对付病毒这一实体的实体性药物；既为“湿热”，就要有针对湿热的去湿去热的功能性药方。
命名不同，即疗法不同。因中医和西医是两套不同的经验系统，即有两种不同的治病原则。
若以最简洁的概括的话语来说，西医治病是“以实体对付实体”。前一“实体”指有针对性的实体性药物（如抗菌素），后一“实体”指发生了实体性病变的脏器及其相关的生理系统。中医治病则是“以功能对付功能”。前一“功能”指自成一特定的功能系统的药方（其药之构成是“君、臣、辅、佐、使”），后一“功能”指被打破了平衡的（即“有病的”）人体功能系统。而这里所谓“对付”，其实是“重建平衡”。由此便可以说这样两句话：中医的精神是调理，西医的精神是手术（广义的“手术”，泛指一切使用物理的或化学的或生物学的手段消除器官或系统之缺陷的方法）。
中、西医哪一个是真理？
讨论至此，自然会引出另一个问题：中、西医这两个彼此有别的经验系统，哪一个是真理？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看法是真理，还是西医的看法是真理呢？这倒真是一个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的标准在哪里？在实践中。按照马克思，“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因此，中医的真理性就是中医的现实性和力量；西医的真理性就是西医的现实性和力量。事实上，我们在中、西医二者身上都看到了它们各自的现实性和力量。例如，若无西医，产妇的分娩就始终面临生命的危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若无中医，那些西医无从措其手足的莫名病症将无从医治。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或许，事情又可能转变为这样的提问：中医和西医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力量，孰大孰小，孰高孰低？本文认为，这里并不存在大小高低的比较问题，而只是关于不同性质的现实性和不同性质的力量的问题。因此，实际情况就是，在西医能做到的事情中，有些是中医根本做不了的；同样地，在中医能做到的事情中，有些是西医根本做不了。而这两类事却都是必须做的。如此看来，结论必然是：走中西医结合的路。
但是这个结合并不是两种医学的融合，并不是对疾病命名系统的交叉使用，并不是对关于人体和疾病的两类不同经验的混淆。这种交叉和混淆对于中医和西医双方都将是一种伤害。中医实践者应当坚持纯正的中医术语和中医经验，同样地，西医实践者也应坚持西医的纯正性。中西医结合，归根到底是结合在病人身上的，是中、西医两种治疗方法在病人身上的互相补充。
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福气的民族，她可以在中、西两种哲学思想的彼此参照中提升自己生命实践的境界。